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可能不行 中國輪胎就是證明
唐納德·特朗普的經濟政策的一大重要組成部分是要對貿易采取更強硬措施，特別是在進口中國產品上——這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希望用45%的高關稅實施打擊。
各類流派的經濟學者都對此政策嗤之以鼻，認為它是點燃貿易戰爭的火苗，對美國和世界經濟將會產生毀滅性影響。
但這種懲罰性措施不受肯定的另一個理由是：它們的效果都不太好。
過去35年中，美國對外國產的電子產品、襪子、鋼材、汽車、太陽電池板等許多產品施以關稅，并限制進口配額。有時這種關稅政策會舒緩國內某一特定產業的壓力，但更多時候，它們很少對刺激國內生產和就業產生長期影響，因為關稅來得太遲、容易被巧妙規避，或者會隨著進口源轉向其他國家而變得起不到什么實際作用。
但那也沒能讓美國停止嘗試。這些年來，奧巴馬政府針對中國提起了無數不公平的貿易訴訟，并且也贏了一些。
考慮到總統競選活動中的反貿易語境以及公眾全球化幻想的破滅，分析意見認為更多的貿易保護行動將出現。
“我確實認為我們正準備著提出更多關稅和更嚴格的措施；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中美經濟分析師德里克·西賽斯說。
對于美國經濟實力的衰落，特朗普毫不留情地將責任推給中國，尤其責怪中國搶了美國制造業的工作機會。2015年，中國超越加拿大成為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當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達到了創紀錄的3660億美元。
上周四，特朗普在其總統提名演講中說，讓中國于2001年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美國的“巨大”錯誤，因為它提高了這位亞洲巨人的貿易能力。他發誓要停止中國“對知識產權蠻橫的竊取”，還要阻止其非法的貿易傾銷和匯率操控。
但事情絕不會像特朗普說的那么簡單直接。美國的總統不可能單邊對進口貨物施加45%的關稅。根據現行美國法律，他或她只能對從另一國進口的產品施以最多15%的關稅，期限在150天內，達特茅斯學院貿易專家道格拉斯·歐文說。
另一種方法是通過國會立法來實現更嚴苛的政策。第三種對特定產品定制關稅的方法則是由工會或行業協會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不公平定價或補貼的起訴。該機構可以向總統建議特殊保護關稅，后者需通過這些救助措施。
中國輪胎就是這種保護手段的一個例子。
2009年9月，奧巴馬響應了一項工會的起訴，同意對從中國進口小汽車和輕型卡車輪胎征收為期三年25%到35%的關稅。
乍一看這項措施起了作用。2010中國小汽車的子午線輪胎進口量較前一年降低了28%，跌至8.99億美元。
但美國其他的貿易伙伴們卻一擁而上填補了這一空缺。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的輪胎進口額翻了一番，不僅抵消了中國造輪胎減少的份額，甚至還有超出。
2009年以后美國輪胎的產量如預期一樣有所增加。2010年，美國小汽車和輕卡輪胎的國產量增加了近14%，扭轉了幾年來的下跌趨勢，以上數據來自橡膠制造商協會。但輪胎的進口數量增加得更多，2009年到2010年期間增加了約18%。
特里·斯圖爾特是冶鋼工人聯合工會的律師，對中國輪胎的起訴案就是由他發起的，他辯稱關稅有助于穩定國內產業，2009年到2012年期間，許多工會工人都被召回了工廠。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卻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結論：該智庫表示，關稅拯救了美國國內1200個制造業工作崗位，但在以更高的美國消費成本制造輪胎的同時，美國經濟丟掉了約2500個零售業崗位。
美國國內的輪胎產業不僅受益于關稅政策，實際上還受益于2009年年中開始的經濟復蘇。制造業領頭的經濟復蘇浪潮中，汽車和輪胎市場都跟著乘風破浪，進出口都有所增長。輪胎價格上漲還得益于其主要原材料石油價格的上漲。但是，輪胎漲價雖然讓美國的制造商獲益，卻傷害了輪胎經銷商的利益。
另一個清楚明確的事實是，關稅并沒有扭轉美國輪胎制造業的就業形勢。美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國內輪胎制造業的就業持續了長期以來的穩定下跌趨勢 ——2012年是43197個崗位，而2007年是49715，2002年是63842，這一方面反映出了生產力的提高，但同時也反映了總產量的下跌。
關稅“對我們的影響很小，”基思·普利斯說，他是固特異輪胎橡膠公司的發言人，該公司總部位于俄亥俄州，是全美最大的輪胎銷售公司之一，另外兩家是普利司通和米其林。他說，固特異輪胎的質量和價格都比中國的要高，所以[中國輪胎]不對他們形成直接威脅。固特異目前在美國有6家輪胎制造廠，2012年時則是7家，目前該公司正在墨西哥建新廠。
上文所提的保護關稅在2012年下半年結束，從那之后，中國輪胎的進口量迅速恢復，這促成了對中國產輪胎的新一輪抵抗，相關反傾銷反補貼關稅已于去年夏天生效。到今年5月，美國輪胎產量比去年增加了3%，但國外進口總量要更高一些。
“通常當我的關稅保護開始執行時，進口產品對我們市場的滲透已經太深入了，競爭力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要想扭轉為時已晚，”亞洲經濟專家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茲說，他曾是里根政府的頂級貿易談判家。此外，普雷斯托維茲表示，只要出口國對應地進行貨幣貶值，這種關稅保護也是沒用的，而這正式許多人對中國貿易操作的批評意見。
在貿易歷史中，人們經常將上世紀80年代對日本摩托車的關稅政策當作成功的典型。人們說，1983年開始實施的為期五年的45%關稅非常的有效，它給了哈雷戴維森迅速恢復的空間，以至于等到第五年它甚至都不想要這關稅保護了。 但達特茅斯經濟學教授歐文卻寫到：“真實的情況并非如此：進口救濟和哈雷戴維森重振雄風并沒有關系。”
相反，歐文說，這家摩托公司的恢復要感謝其新的管理團隊和經濟的復蘇。此前哈雷摩托遭遇了上世紀80年代早期的兩次經濟衰退，這兩次衰退嚴重打擊了制造業和藍領階層工人，而他們正式哈雷的核心消費者。至于上述關稅和相關的配額制度，歐文在《受責備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 under Fire)一書中說，它們對這家公司的影響很小。因為這部分關稅針對的是引擎排量700cc或以上的摩托車，而鈴木和雅馬哈生產了699cc的版本將其巧妙規避。此外，本田和川崎當時已經在美國國內進行重型摩托車的生產了。
“但即便保護政策對其調整的貢獻很小，”他說，“[關稅]逃避條款仍然成為了一種政治必要性，有助于維持國內對開放世界貿易體系的支持。”
支持關稅保護的人也會指出其利處。關稅和配額會促使外國公司把制造工廠開到美國來。例如，它們促使車商從80年代開始在美國建立生產工序。正如普雷斯托維茲所說，“對進口的種種限制沒能避免底特律丟失市場份額，但它們確實把工作機會和[貨物]的附加價值從日本轉移到了美國。”
進口輪胎不斷增長的市場份額——以及可能的關稅政策的威脅——也是美國近來新輪胎工廠增加背后的因素。5月份，韓國錦湖輪胎公司正式在喬治亞州梅肯市開了一家價值4.5億美元的工廠，創造了約400個工作崗位。
然而，華盛頓智庫斯廷森中心的貿易專家威廉·芮恩施說，雖然關稅保護的確幫助了一些公司，“很遺憾，[成功的]案例并不多。”關稅保護這種生硬的手段可能會引起供給紊亂，或者物價升高，最壞的情況是導致對應出口國的報復，他說，“新的手段還在尋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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