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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

　　□編輯手記

　　無論哪個省市，能夠用三五年的時間，無中生有開創一個上萬億的工業系統，都是值得尊敬、值得借鑒的。重慶就干了這么一件事，而且“一臺筆記本都還沒生產呢，每年幾十億的稅收就開始交上來了。”

　　重慶是怎么做到的？11月1日，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在北京國貿大飯店的中金年會上作了解讀，此為本文的主要內容。

　　這件事又有新進展。

　　11月3日，路透社從宏碁得到消息，這家排名全球第二的個人電腦制造商將在重慶成立中國內陸第二營運總部，并將重慶規劃為另一個全球制造中心。從重慶有關方面得到的消息，宏碁此次在重慶布局的筆記本電腦產能達4000萬臺。加上此前個人電腦業的全球老大惠普的4000萬臺筆記本電腦，8000萬臺筆電已經落袋了。

　　3天后，11月6日，中歐工商管理學院在其北京校區舉辦的年會上，黃奇帆介紹了重慶在改革開放上的幾個案例。在提到宏宏碁時，他表示：“跟惠普談時，我們可以說是單挑，因為當時沒有出現競爭者，由于金融危機的緣故大家沒有注意到這件事。但是這件事做成了以后，今年面臨著不少兄弟省市的競爭。”

　　2008年5月11日，黃奇帆一行啟程前往美國開啟對重慶而言那場有歷史意義的談判。談判的情形，后面的文字中有記錄。

　　帶著惠普的承諾，黃奇帆又飛到臺灣找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你為什么只做零部件，干嘛不做整機？他說沒有人給我整機，我五年前就想，一直拿不到訂單。我說我現在有4000萬臺分2000萬臺給你，但是有前提，你整個零部件的體系必須跟我到重慶，他馬上打電話把他八九個部門的主任，四個副總裁一起叫來，十幾個人我們一起討論了4個小時，去年跟我們簽約了。”

　　黃奇帆沒有提到——但是從邏輯上我們可以推斷，從臺灣回來他又到了北京，干什么？他還需要一個保稅區，不然加工貿易是沒法做的。這會他的本錢更大了：無中生有弄出上萬億的產業，等于先有鳳凰再栽上一棵梧桐樹，北京堅決支持。重慶先后拿到了兩個保稅區！

　　在這個過程中，黃和他部下們快馬加鞭，跑北京、下深圳、飛歐洲，搞掂了到深圳的“五定班列”和以重慶為中心點的“南線歐亞大陸橋”。

　　大牌越來越多，惠普的結算中心也放到了重慶，然后品牌商方面，思科先于宏碁半年登陸。代工商方面，惠普系有富士康、廣達、英業達以外，宏碁 系也會有幾家，思科也會有自己的產業鏈。目前的數據，零部件商已經超過100家，還有七八十家在洽談。一個以8000萬臺筆記本電腦為基礎，涵蓋服務器和通信產品、打印機、數碼相機、3G手機等多產品、全流程電子信息產業加工貿易基地快速成型。

　　棋局活了。我的一個朋友把重慶筆電基地稱為“黃奇帆的招商狂想”，他說，“沒想到他還真把這件事做成了。”

　　很多人都沒想到，但是黃奇帆是想到了的。在2008年5月中旬重慶與惠普那次有歷史意義的握手前兩年，黃奇帆就展望了重慶電子信息產業的未來。當時，汽摩巨頭們非常不爽：黃居然說電子信息產業要超過重慶的汽摩產業——重慶汽車摩托車的江湖地位中國人很多都知道的，“我們干了多少年哪，”一位摩托車老大說。

　　其實，把時間再推前一兩年，黃奇帆就在熱心地推動重慶機場的擴建，他特別在意大型貨運班機的起降能力。5年的時間里，重慶機場膨脹了數倍，正在建設中的三期工程更將重慶的空港地位提升至全國最頂級的機場之一。

　　別忘了黃奇帆今年3月答記者問時說過的話，與薄熙來搭檔是“如魚得水”。

　　要較好地從重慶加工貿易產業發展模式中得到借鑒，應該立足于中國宏觀經濟應對金融危機和戰略轉型的大背景，更應該將重慶近幾年在城市化、工業化、統籌城鄉一體化方面的一攬子改革開放舉措聯系起來思考：比方說戶籍改革，比方說4000萬平米公租房的建設，比方說土地交易所，比方說快速推進的開放高地、金融高地和教育高地建設，比方說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如果站在更高的視角，還包括“唱紅打黑”、以“森林重慶”為代表的五個重慶建設，等等。這些舉措共同形成一個互相依存、和諧共進的系統，對欠發達地區走出經濟發展和民生建設、城市化與鄉村發展等“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兩難困境提供了一個破解的借鏡。

　　重慶無中生有的萬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就是從“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命題中突圍而形成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幾年前，重慶就把保證教育占GDP4%作為一個鐵律確定下來，管財政同時也管教育的時任副市長黃奇帆按照GDP的4%相當于財政收入的20%，確立了財力投放中教育切塊的比例，并堅持在動態中保持這一比例。幾年的努力，使重慶教育在西部的排名從倒數到了領先。2003年，又在爭議聲中開建了后來廣受肯定的重慶大學城，據西永微電子產業園負責人介紹，剛開始進駐的企業面對的其實是一片未開墾的荒地，是大學城讓他們聯想到硅谷，進而相信了這個微電子產業園的未來。

　　本文根據黃奇帆在10月1日在中金年度論壇的演講錄音整理，加入了黃奇帆11月6日在中歐工商管理學院年會和9月23日在重慶大學講話的部分內容。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所加。未經本人審閱。

　　會議的主題是一個有關產業和金融的題目，這個題目可以從很多方面展開，我想就一個案例拋磚引玉，為大家探討今后五年、十年對中國而言很重要的對外開放、產業發展、金融業務發展等提供一些參考。主要就是講如何用科學發展觀轉變加工貿易的發展模式。

　　中國加工貿易的轉折點

　　中國的加工貿易經過20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已經發展到每年1.1萬億美元的體量，這1.1萬億美元幾乎全部分布在沿海，內陸地區基本沒有。

　　最近三五年，許多經濟專家呼吁加工貿易向內陸梯度轉移，“否則他們都跑到東南亞去了。”金融危機前后，勞動力緊張、成本提高，加上油電煤運各種資源配置上出現的瓶頸，沿海加工貿易的確有梯度轉移的要求。但是如果模式不變，還是“兩頭在外”，那么這種擔心真可能變成現實——因為東南亞就是沿海的概念。

　　重慶找到了突破口

　　為此，我們進行了專項研究，2008年，重慶找到了突破口——就是變“兩頭在外”為“一頭在外”，把加工貿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制造業，80%放到重慶，形成一個上中下游產業鏈一體化，整機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體化的加工基地，這時候本地的零部件供應本地的整機，最大限度降低物流成本，形成的產品同樣銷到全世界。

　　加工貿易梯度轉移要解決三大物流問題

　　物流是加工貿易梯度轉移最大的障礙之一，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進項物流，零部件和整機之間的供應鏈；第二，生產出來的產品要銷到全世界，有個出項物流；第三，加工貿易需要依托保稅區，是保稅加工，所以有個保稅物流。

　　內陸地區要真正把加工貿易發展起來，要解決這三個物流問題。否則，具體到重慶，2000公里的距離足以抵消勞動力、油電煤運、土地等一切優勢。

　　解決出項物流的思路帶來了對歐貿易物流的走向

　　整機加零部件的垂直整合一體化解決了進項物流問題。

　　出項物流要根據不同運輸方式區別分析。飛機。貨品空運到美國、歐洲，內地和沿海成本相差無幾。所以，一個產品如果以航空運輸，從出項物流成本而言，上海和重慶是沒有什么差別的。

　　輪船。從重慶運到上海再轉運歐美列國，要多2000公里出項物流成本；但是，如果從深圳出海到歐洲，情形就不一樣了，在鐵道部支持下，重慶至深圳鹽田港的集裝箱“定點、定線、定車次、定時、定價”的“五定班列” 開通了，運時縮短一半，運抵歐洲比從“長三角”出發還快兩天，且運費相當。

　　火車。這種方式主要適用于歐洲的客戶。從內陸運到歐洲，其實比沿海用火車運到滿洲里到西伯利亞，一萬公里橫穿俄羅斯再到歐洲，路程要近、費用要低。現在廣東、上海如果用火車通過滿洲里到歐洲大致是20天，但是重慶火車到鹿特丹或者德國的杜伊斯堡，這些重要的物流中心區，是12天。

　　所以，東南沿海到歐洲的物流方向可以是從重慶到新疆，然后通過新疆到阿拉山口，出去以后到歐洲。

　　暢通南線歐亞大陸橋

　　那么為什么大家都知道通過西伯利亞的北線歐亞大陸橋，而不大知道南線——也就是重慶到新疆到歐洲？原因很簡單，就是南線歐亞大陸橋4000多公里在中國、4000多公里在哈薩克斯坦、還有1000公里在俄羅斯——俄羅斯不樂意。這個賬其實很容易算的，一萬公里和一千公里的“過路費”相差太懸殊了。

　　我們最近協調了這件事，在鐵道部和海關總署支持下，中鐵集裝箱公司和俄羅斯以及哈薩克斯坦的鐵路公司聯營，共享南線貨運帶來的利益，并幫助協調返程運貨。目前三國海關已簽署了貨物互通便利協議。如果沒有這個利益協調，俄羅斯可以在他那一千公里鐵路上給你經常檢查，翻箱倒柜——你運傻大黑粗的物資沒關系，如果是戰略物資、電腦或者高級的電子產品，就很麻煩。

　　現在從重慶到歐洲只要12天，這樣出項物流也打通了。

　　沒有海關監管的改革突破，就沒有重慶加工貿易大發展

　　保稅物流。保稅物流有一個基本理論，保稅區境內關外，任何物資從國外到保稅區，一次報關；任何物資從保稅區出關到邊境之外，也是一次報關。假使離沿海2000公里的內陸設了保稅區，比方說重慶，現在有東西要從海外到重慶保稅區，沿海還查不查？不查，2000公里，好像有點不放心；如果查，保稅區還得再查一道，二次檢查，誰還肯來？同樣，從重慶保稅區出去，也面臨“兩次通關”的問題。所以，在過去20年，內陸地區從來沒批保稅區，而沒有保稅區就沒加工貿易，內陸要搞加工貿易就要保稅區。

　　這件事我們又進行了研究。現代物聯網干嗎的？GPS全球衛星定位干嗎的？借助這兩件新生事物，中國海關創新了內陸保稅區監管模式，實現了“一次報關、一次申請、一次驗放”。內陸保稅港區和沿海站到了同一條起跑線上。

　　這是中國海關管理能力世界級水平的大提高，表現在重慶。

　　很多人沒有想清楚里面的機理，以為就是模仿沿海。不是模仿，是中國海關管理水平重大提升、重大改革！改革原來的管理方法，達到了世界一流的境界，使得重慶真正成了內陸開放高地。沒有海關監管的改革突破，就沒有重慶加工貿易大發展。

　　這個時候，重慶為什么不能搞加工貿易基地？

　　保稅物流問題解決了，出項物流問題解決了，進項物流通過垂直整合一體化的辦法解決了，內陸可以搞加工貿易了。但是這個一攬子解決方案只適合部分產品，比方說，筆記本電腦：可以空運，而且50%的銷量在歐洲。如果在重慶進行生產，一半的產品通過飛機運到其他地方，一半用火車運到歐洲。出項物流就解決了；保稅物流的問題解決了；零部件70%、80%又本地化了。這個時候，重慶為什么不能搞加工貿易基地，為什么不能搞筆記本電腦制造基地？

　　說服惠普，形成品牌商、代工廠、零部件配套廠“1＋3＋100”的產業集群

　　把這些問題研究清楚了，我們在2008年下半年跟世界筆記本電腦老大美國惠普討論。當時，受金融危機影響，全世界電子產品產銷大都萎縮，但是筆記本電腦的市場銷售在逆勢增長，有預測，4年左右翻一番。這個預測從現在看正在成為一個現實：2008年全球筆記本電腦銷售1.6億臺，到2009年達到了2億臺，今年會到2.5臺，照此趨勢，到明后年翻一番是沒有懸念的——我們就討論新增的1.6億臺，你惠普總要爭奪這個市場，你在既有的市場格局中占25%，有4000萬臺；在新增的1.6億臺里，你是不是也要有4000萬臺？如果要有，放到重慶去——我不能去跟惠普說你把上海江蘇的4000萬臺搬到重慶來，那是挖兄弟省的墻角。

　　他就跟我們討論物流怎么辦？我們說明了模式，他相信。

　　在世界范圍內有影響的大企業的老總通常是戰略家，是全球格局分布的一個思考者，他理清了這個思路，就到重慶下單4000萬臺。他下了單，我當然可以找到富士康、廣達、英業達來加工4000萬臺，然后就會有上百個零部件廠到我這兒來做零部件——如果我只拿到了500萬臺，那去求零部件廠都求不來；但現在是4000萬臺，一個零部件可以年產4000萬個，絕大多數配套零部件廠商就會跟著過來。所以，一年時間就有一百多個零部件廠商到重慶落戶，形成了品牌商、代工商、零部件制造商“1＋3＋100”的垂直整合一體化的體系。我們當初有個用3年時間實現零部件80%本地化的工作目標，現在僅一年時間，已經實現了這個工標的60%，提前一年實現80%本地化應該是可能的。

　　這個進展遠遠快于當初我們的預計和對惠普的承諾，也說明加工貿易發展模式的轉變，把“兩頭在外”變成“一頭在外、一頭在內(零部件加工在內)”的模式，是行得通的。

　　轉變帶動凈創匯，帶動就業和投資，甚至把研發也帶過來了，這就改變了加工貿易的微笑曲線

　　這個轉變同時帶來凈創匯的提高、就業的增加和內需的拉動。沿海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如果有1000億美元出口，凈創匯可能只有200億——因為大致有800億美元零部件是“來料加工”的“來料”，掙的只是有限的加工費和物流費用。因為這個格局，近些年，我們在貿易摩擦中吃了不少冤枉虧，人家老說我們順差多少，我們要很復雜地跟人家辯論說我沒有出口那么多——要討論這些彎彎繞的事情。西方的政客，就咬定出口多少順差多少。我們這個模式，如果有1000億美元出口，就可以有700億到800億美元是本地制造，顯著增加了凈創匯——就算是貿易摩擦打一架，帶動了800億打一架和帶動了200億打一架，哪個更劃算？

　　第二是勞動力，除了總裝廠以外，那么多零部件一體化了，零部件廠的幾十萬工人那不就是本土就業嗎？本來我們帶動周邊國家的小企業、勞動力就業，現在就變成真正帶動自己本土的更多的農民工就業。

　　第三就是投資，總裝廠是勞動密集型的“搬運工”，把零部件搬來組裝一下，形同貿易商。1000億美元的總裝廠，其實投資50億美元就夠了——主要就是流動資金，一年轉10轉，轉20轉。零部件就不同了，比方說48層的印刷線路板，里面線路多復雜的事情？都是高科技。而且資金密集，做1000億美元零部件，投資至少600億美元。所以，同樣招商引資，招來總裝廠投資不多，招來零部件廠資本量巨大。

　　加工貿易模式一變，凈創匯、就業的概念都變了，零部件的“一頭在內”又帶出了研發也在內，資本的大量投入也在內，整個的微笑曲線就改變了。

　　把1000億美元的加工貿易結算搬到重慶

　　加工貿易還有一個高端，就是結算。加工貿易的銷售在海外，銷售完了以后有結算，這種結算是網絡狀的、全球性的結算，是離岸金融。

　　過去20年，由于外匯管理體制的不足，中國每年上萬億美元的加工貿易結算全部在境外進行。比如過去有個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任何自然人和法人不能開立離岸金融賬戶，而加工貿易結算賬戶一定是離岸金融，你既然不讓我開，我就到別的地方嘛。又如，過去的外匯管理，每進一筆外匯要填16張報表，大宗的上千萬美元的實物貿易還可以適應，但是不適應加工貿易需要：一天可以幾十單、幾百單，零零碎碎，但是要求隨時接料、隨時加工、隨時出貨。要填這么多單子。

　　還有，我們的工農中建交，都已經是世界級的大銀行了，但是沒有離岸金融的業務功能，沒有這個業務功能他就不能做這個事，我給你一千億美元離岸金融的業務，你都接不下來。

　　所以，每年1.1萬億美元加工貿易的結算都在海外。

　　大量財富流失了。

　　這個意義上，我們要看到它有不合理性。去年和惠普討論，我們問這4000萬臺差不多500億美元以后怎么結算，惠普說在新加坡結算，我說為什么？他說沿海地區，整個中國、整個亞洲都在那里結算，你的當然也在那里結算。我說不行，整個亞洲到這里來，我和你是戰略伙伴，我們“結婚”了，你在新加坡只是房客。以現在的通訊條件，你到哪兒結算都一樣。

　　我們討論了三個月。要知道，一個跨國公司1000億美元的會計流大遷徙，這個帶動地動山搖，一般不可能討論這件事，你和下邊的中國總部、亞太總部談一點意義都沒有，這件事就是和頂級的領導談頂級的操作，得說服他。

　　這件事離不開國家外管局的大力支持

　　這件事離不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外管局同意重慶今年試點離岸金融業務，開立賬戶，銀行提供服務，同時，可以進行黑箱管理——取代過去結構型的白箱管理，不需要每一筆業務都去填16張報表了。

　　這件事做成了，去年9月簽約，11月開始試運行，今年開始正式運行。

　　這1000億美元的結算，會帶來100多億GDP和效益，包括三塊，一是要“結稅”；二是要“結費”，哪個銀行幫你做結算，收收付付，1000億美元，7000億人民幣進出——一年總有幾十億的服務費收入；三是“結薪”，幾千名白領會計，都是高收入人群，也會有二三十億薪酬收入。三部分疊加100多億。中國1萬多億加工貿易在境外結算等于1000多億的好處外流了。

　　今年重慶已經可以收幾十億的稅——我一臺筆記本沒有的時候就開始收稅了，這是過去惠普在亞太的1000億美元結算，今后重慶大體有六七百億美元加工貿易出口，算起來結算中心帶來稅收可以達近百億，相當于一個年產200萬輛的汽車廠的稅收。

　　有些事情在十年前想這么干也干不了，眼下條件成熟了，天時地利人和想到了就開始做，重慶真把結算、零部件拿回來了，相信研發也拿回來了——有的公司已經有了研發基地的規劃，這些公司都表示在這里搞研發基地，整個系統的效益就比較好。

　　國內的外匯管理體制適度調整，國外的合作合資加深推進，去年年底，我們談成了這些項目，現在可以說，幾百億、上千億美元的筆記本電腦的結算在重慶，然后整機加工在重慶，零部件制造也在重慶。加工貿易有個微笑曲線，總裝是微笑曲線的底部，銷售結算是高端，零部件制造和研究開發也是高端——當你把零部件集群在你這擺布了以后，實際上就等于把高科技的制造、高密度的資本投資放在重慶了。這樣我們就把高端的制造研發和銷售結算以及總裝一體化的微笑曲線全流程都留在了重慶。

　　戶籍改革、公租房和多年來教育上的大投入，給加工貿易企業營造了可以放心的“后院”

　　加工貿易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勞動密集，有的一個企業幾十萬員工，都住在工廠宿舍區，企業既管經營，又管生活，弄不好就出問題。企業辦社會是計劃經濟時候的事，現在國有企業都把它摒棄了，90年代就摒棄了。現在是市場經濟是開放時代，企業管不好這事，從政府講，也是投資環境問題。

　　我們提出企業專注于生產經營，社會的事交給政府，這方面，重慶的戶籍改革和大規模公租房建設起到了優化投資環境的作用。職工出了廠門就進入了社區、城區，政府社會協調管理的區域，有居委會、街道管理委員會。戶口可以解決，有公租房幫你安家，員工有條件結婚生小孩，像其他重慶市民一樣正常的生活。

　　還有教育。教育是受到最廣泛關注的問題之一，這方面，重慶是全國不多的連續多年保證教育投入占GDP4%的省市之一，經費的保障使重慶在西部率先實現了高質量的“普九”、基本“普十二”，大學毛入學率達到30%，每年輸送17萬高校畢業生和20萬中職畢業生，為加工貿易提供了人力資源保障。在西部領先的教育體系和繼續加強的教育投入，也為新老市民、為加工貿易企業員工解除了子女受教育的后顧之憂。

　　我們現在不光是跟惠普，也跟思科，跟其他世界級的知名的品牌商、各種代工企業和零部件企業一起合作，這個過程中，重慶本土企業會成長起來

　　我們還在乘勝追擊，惠普4000萬臺之外我們還在推進幾千萬臺打印機，幾千萬臺數碼相機，幾千萬臺3G手機。或者以后還有其他電子產品，包括幾百萬臺路由器、服務器、通訊設備。我們現在不光是跟惠普，也跟思科，跟宏碁 ，跟其他世界級的知名品牌商，各種代工企業和零部件企業一起合作。在這個合作中重慶本土的代工廠、零部件廠，甚至到一定階段本土的品牌商也會出來——組織體系還是分工協作，關鍵是要把加工貿易的兩頭在外、三頭在外、四頭在外變成一頭在內、兩頭在內、三頭在內，然后銷售在外。

　　用科學發展觀改造傳統的加工貿易模式

　　這就是加工貿易轉變發展方式的案例。這個案例得到的結論是什么？我們有些理論家對沿海20年加工貿易進行批評，說這是苦行僧的活，中國制造不該是這個樣子，不需要你這么干，加工貿易不合理。這個話有失偏頗。加工貿易是現代制造業合理分工的產物，把每一個斷面分給最有能力干的企業，然后用現代的組織體系進行聯絡，形成了一體化。這是經濟組織方式的一個轉變，是合理的，不能因為只做了低端就全盤否定這個模式。要害是，我們不僅要做低端，也要把銷售結算、零部件制造、研究開發，把微笑曲線的全流程留在中國、留在大陸、留在西部。重慶至少可以說在筆記本電腦這個問題上，初步實現了這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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